[48]乘人之危的合同大多形成双方利益极不均衡的结果，因此乘人之危的合同也可能是显失公平的，但在乘人之危情况下，行为人致对方损害并不一定使自己获得利益，只要造成对方的损害，就应当构成乘人之危。

为了应对这一问题，笔者建议在新的气候变化条约中，把人权标准作为是否批准相关国家实施CDM项目的核心标准之一。气候变化移民涉及的问题很多，其中一个根本问题是安置难民的资金问题。

由于气候变化导致的干旱和土壤贫瘠会直接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和畜牧业的生产，海平面上升会导致鱼类的迁徙，极端天气的频发会损害农业产量，气候变化直接导致人类的食物安全受到极大威胁。而气候变化影响在时间上的相对滞后性，也使得在法律上很难将正在发生的温室气体排放现象与将来可能出现的人权侵害之间建立法律上的损害责任关系。[18]笔者认为这样的责任分配模式是否能够用在人权语境下还需要进一步商榷，先不论这样一种非传统的侵害责任分配模式是否可行，还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在判断一个国家应该承担多少责任的标准问题上的不确定和不唯一性，比如是应该采用一个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依据还是一个国家人均的排放量为根据更为合理和科学？ 2.在人权法的语境下，各缔约国有什么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责任？ 由于传统的国际人权法机制主要依赖主权国家来保障本国国民的人权不受侵害，所以气候变化的人权视角也就相应要求人权公约的缔约国承担一定的气候变化责任。国际人权法对生命权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世界人权宣言》（UDHR）、《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和《经济、社会和文化利权国际公约》（ICESCR）中。在国际层面，国际人权法体系有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在内的一系列国际人权公约。

在区域层面，人们可以诉诸泛美人权法院（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和非洲人权委员会（The Af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and Peoples'Rights）等机构来寻求救济。然而，值得深思的是，这样一种以双赢为良好目的思考和运作方式是否只是在理论上可行？气候变化与人权（法）的联姻是否应该推崇？对于这个关键性问题，目前理论界与业界还有很多争论。地方各级人大也应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司法改革措施进行合法性审查。

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容易将诉讼的法庭内对抗引致法庭外，容易导致诉讼当事人调动各种人情资源在人民代表大会中寻求政治力量的支持。然而没有司法独立，司法将不成为真正的司法，而没有司法受制，司法就有可能偏离司法公正。(三)从《宪法》的整体结构和法治的现实发展中解读人大与法院的关系 人大与法院的关系以及人大对法院的监督需要从现行宪法的整体结构和宪法的动态发展中寻求答案。然而，基于行政权、检察权和审判权的不同性质，一府两院行使权力有着不同程度的独立性要求。

各国的司法经验，特别是我国司法经验表明，司法公开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条件。司法独立作为一种学术思想产生于西方，它与三权分立原则一起成为西方国家的重要政治原则，并在二次大战后成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司法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每隔五年出台的《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纲要》是人民法院推进司法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二)我国《宪法》确立了人大对法院行使监督权的原则 代议制是现代民主国家普遍的政权组织形式，但是代议制的具体形态各不相同。一方面，诉讼程序的设计是一个基本自足的审判权运作系统。这都严重侵害了司法权的正常运行，也造成了国家权力之间行使的混乱。

结合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审判权和检察权过程中的不同的法定决策或裁决机制，人民代表大会应该区别国家机关权力的性质，对不同国家机关用不同的方式行使法律监督权。现实中，有些规范性文件的具体规定可能直接涉嫌抵触现行的法律法规，有些规范性文件的具体规定虽然不明显涉嫌抵触现行的法律法规，但是其制定的动机、目的存在与法律法规不一致之处，按这些规范性文件执行有可能影响法律法规的正常适用。[5]参见谢小剑：《人大监督司法实施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5页、116页。一方面，这要在宪法的整体结构中来寻求平衡，在宪法所确立的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与人大对法院行使监督权的原则中寻求平衡。

(三)人大应重点监督司法人员的职业操守遵守情况及法院经费的管理使用情况 一支具有良好职业素养和职业操守的司法人员队伍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保证尽管国际社会已经开始认识到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保障人权的重要性，然而，如何从国际法角度来维护气候变化的人权正义以及如何使现有的人权法体系体现对气候变化引发的人权危机的充分关注，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宣言》称人类既是环境的产物也是环境的塑造者……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对于人的福利和基本人权，都是必不可少的。比如，针对健康权，《经济、社会和文化利权国际公约》的第12条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的标准。

换句话说，潜在的CDM项目实施国在项目注册时需要提交详尽的人权影响评估报告，对于项目可能造成的负面人权影响和应对措施进行详细说明，以方便CDM项目审批委员会决定是否批准该项目。为了保障对人权的关注与尊重，条约还应该要求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对公众定期公布项目所在地的人权状况，实现项目相关的人权状况信息的全面公开，以便于公众监督，并设立有效的法律救济渠道来处理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引起的人权侵害案件。比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报告提到的，虽然燃料的农业性生产在气候变化方面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农民而言可能带来好处，但‘由于粮食、饲料和燃料相互之间对稀缺的耕地的竞争，农业性生产燃料也可能进一步导致粮食商品价格上涨。关于气候正义的论述的英文原文如下：To ensure communities，individuals and governments have substantive legal and procedural rights relating to the enjoyment of a safe，clean，healthy and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and the means to take or cause measures to be taken within their national legislative and judicial system and，where necessary，at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to mitigate sources of climate change and provide for adaptation to its effects in a manner that respects human rights.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Achieving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 in an Era of Climate Disruption，Climate Change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 Task Force Report，July 2014.Available at http//www.ibanet.org/PresidentialTaskForceClimateChangeJustice2014Report.aspx，2015年8月30日访问。气候变化问题的历史复杂性和其在范围上的全球性，造成法律上不容易清楚地判断某一国家造成的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与该国或其他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间的法律因果关系。鉴于国际社会在该问题上的激烈争论和该问题的重要性，笔者首先对气候变化与人权的辩证关系作一个系统梳理。

除了对现有的人权公约进行绿色化，还应该推动专门处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人权问题的条约的建立。本公约缔约各国为充分实现这一权利而采取的步骤应包括为达到下列目标所需的步骤：……（乙）改善环境卫生和工业卫生的各个方面……。

（三）环境权与人权的关系：独立人权vs?既有人权的延伸 由于主要的国际人权条约都是在气候变化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可为对人类生存造成巨大威胁之前签署的，国际社会对于保护环境重要性的认识也只是在最近几十年形成的，所以在现行的国际人权法体系中比较少地直接涉及到环境与人权的关系，气候变化与人权的关联也没有在国际人权体系中充分体现出来[11]。人们期望，一方面，作为一个已经发展相对成熟的国际法领域，人权法的视角可以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事业带来积极的推动力量和有效、新鲜的解决路径，另一方面，也通过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机制中融入对人权的关注，能够确保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充分维护和保障人权。

[5]顺应这一潮流，目前国际社会已经出现一些专门致力于推动从人权视角来审视和应对气候变化相关问题的社会组织，其中比较著名的包括由前爱尔兰总统、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为领袖的实现人权组织（Realizing Rights）和由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领导的全球人道主义论坛组织（the Global Humanitarian Forum）等，这些社会组织都致力于推动气候正义。随着全球温度的上升，气候难民问题将不可避免地对现行国际人权法体系和国际法框架产生冲击和考验，在气候移民问题上的国际法空白亟需填补。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第6条第一款对生命权是这样表述的，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二）气候变化对人权的影响 正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报告（OHCHR，2009）[6]所阐述的，气候变暖会对所有种类的人权都带来损害，对下面的几种人权的负面影响尤为显著，包括生命权、食物权、水权、健康权、土著人权利和居住权等。尽管经过国际社会的努力，已经在国际层面（以《京都议定书》为代表）、区域层面（以欧盟关于温室气体减排的一系列法律为代表）和国内层面上（比如英国的《气候变化法》）形成了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规范体系，在立法上为应对气候变化奠定了一定的坚实的法律基础，然而由于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不同，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在温室气体减排责任分配等关键问题上的巨大分歧，当前的国际气候变化法体系并不能有力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危机，对于气候变化引发的人权挑战更是甚少涉及。作为绿色化的第一步，核心的人权公约需要明确承认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环境恶化对人权会造成极大的威胁，健康、安全和可持续的环境是人类正常享有人权的重要前提。

鉴于气候变化引发的移民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无法逃避的人权危机挑战，所以在新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中需要设立专门条款来应对该危机。（二）国际人权法体系面临的气候变化挑战及其应对 1.国际人权法体系面临的气候危机挑战 国际人权法体系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体系化的法律规范，对于捍卫人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保障作用。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英文简称是IPCC）第五次报告再次用令人忧心的科学事实说明，如果全球气候变化升温不能控制在2度以内，人类社会将会面临灾难性的后果。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一些旨在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项目可能会对当地人们的人权造成损害，所以在新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中应该强调在实施包括清洁发展机制项目（CDM）在内的温室气体减排项目时要确保对人权的充分保护。

（1）气候变化引发的移民问题。进入专题： 气候变化 人权 人权危机 气候正义 。

[1]然而其它一些专家则认为人权和气候变化的关系存在着不确定性，缺少概念上的生命力，缺少真正的功能性上的价值[2]。以2012年的数据为例，《京都议定书》实际上只能覆盖全球27%的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13]然而反对者则认为，环境权的概念还只是在少数国际条约中隐晦地被提及，在核心的人权公约中没有相关明确规定，环境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权还没有得到国际上的普遍认可。气候变化对人类的生命权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正如副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所概括的，气候变化对人的生命既有直接也有间接的影响，直接的负面影响包括极端气候对人类生命造成的直接的侵害，间接和长期的影响体现在气候变化所导致的饮用水减少和疾病频发等环境恶化的情形，进而逐渐影响人类的身体健康[7]。

气候变化不但对前面所提到生命权、食物权、水权、健康权、土著人民人权和居住权等一系列基本的人权造成负面影响，实践证明各个国家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而采取的各种温室气体减排措施和适应性措施也会对人权产生影响，一些不合理的减排和适应性措施可能对应对气候变化本身有促进作用，但却会对当地人们的人权造成侵害。根据学者蔡守秋的定义，环境权是环境法律关系主体对其赖以生存的环境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以及应该承担的相应义务。

为了探讨在气候变化危机时代如何实现正义与人权，本文从气候变化与人权的辩证关系入手，系统分析气候变化对人权的影响以及环境权与人权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保障气候正义的国际法救济路径，特别是如何借助新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条约正在积极谈判这样一个历史性时机来促使国际气候变化法充分保障与尊重人权。Richard S.J.Tol and RodaVerheyen，State Responsibility and Compensation for Climate Change Damages—A Legal and Economic Assessment，32 Energy Policy（2004）。

考虑到大部分面临气候移民危机的国家都是最不发达国家（least development countries），这些国家一方面处于容易受到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敏感地区——虽然它们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额很少，但是却是气候变化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另一方面由于经济欠发达，往往缺少足够的资金和能力来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应对气候变化移民危机的资金则更是缺乏，所以亟需国际社会加大对这些国家的援助来帮助它们应对气候变化难民问题。气候变化的问题通过传统的国际合作机制和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核心的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制度能够得到更好的解决。